科学史笔记

吴国盛 著

定价：49.00元  247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年8月

ISBN：978-7-218-13749-0
内容简介
《科学史笔记》全书150千字，由6篇讲演，6篇访谈，18篇读书札记，1篇答辩回应组成
目录

讲演

1. 什么是科学史

2. 科学史与通识教育

3. 科学史学科建设几点意见

4. 走向西方近代早期科学史研究

5. 科学精神的起源

6. 走向科学博物馆

访谈

1. 中国科技史学科需要再建制

2. 清华大学缘何创办科学史系

3. 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读

4. 我们能否重写中国科技史

5. 中国古代有“科学”

6. 探访科学的历史足迹
读书

1. 权威又好读的天文学史

2. 读《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二题

3. 哥白尼研究的新突破

4. 白璧微瑕

5. 夜读四记

6. 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

7. 对审美传统的决裂？

8. 中西科学文化的哲学透视

9. 科学思想史的独特魅力

10. 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

11. 儒家为表，道家为里

12. 技术与技艺要分清

13. 西方科学传统的源流

14. 科学革命的权威综合

15. “科学家”一词是谁造出来的

16. 为什么还没有一部中国古代科学通史

17. 大美至置

18.《过时的智慧》序



自序

中国近代学习来自西方的科学，有紧迫的救亡动机，目的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因此，注重如何“做科学”（doing science），不怎么注重“理解科学”（understanding science）。一百多年来，绝大多数学理工的学生，都只是在学习如何运算解题、实际操作，对科学背后的历史背景、哲学前提、社会学逻辑不太在意。这当然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毕竟在落后太多的情况下，首要的任务是追赶、模仿、复制，优秀的智力资源于是都安排去学习“做科学”，“理解科学”被耽搁了。这就是我所在的科学史学科为何在过去一百年始终处在边缘状态的原因。

“理解科学”的被耽搁，造成的是整个中国社会对科学之人文的陌生。人们一方面特别热爱科学，另一方面关于科学的误解误读层出不穷。从“哥白尼受迫害”、“伽利略被烧死”这样的低级历史事实错误，到“科”“技”不分、以“技”代“科”这样的集体无意识，都反映的是“理解科学”的缺失。今天，中国的综合科技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人都希望能够在解决了挨打和挨饿问题之后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个时候，再也不能够缺失“理解科学”了。科学史学科终于迎来了一个好的发展时机。

然而，中国的科学史家们准备好了吗？中国的科学教育家们、科技决策者们准备好了吗？我还是颇有疑问。近二十年来，我就科技史的文化意义、科技史的学科发展方略等发表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文章。感谢向继东先生邀请，将这些文章结集，使它们有机会被更多的读者读到。我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把“理解科学”这堂课尽早补上。

对科学史无知，便容易对科学盲目崇拜或盲目反对 | 专访科学史家吴国盛

原创 何安安  文化客厅  1周前

科学史学者吴国盛的新著《科学的故事·起源篇》出版，新京报记者围绕科学史等话题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他认为：“大众对科学史的无知，容易助长对科学的诸多误解，产生对科学的盲目崇拜或盲目反对。”



采写｜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科学”二字在今天，几乎是人尽皆知的词汇。但要回答究竟什么是科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科学的萌芽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也仅独属于它的诞生地希腊。科学拥有确切的价值标准和研究目的，并对公众产生深刻影响，得到社会认可，则是近几百年才有的事情。

为了向大众普及科学与科学史，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在这个领域深耕数十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先后创作了《科学的历程》《什么是科学》《科学史笔记》等相关通俗论著，每一本都极为畅销。科学史是跨越科学与人文的学科，而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领域，与吴国盛本人的经历息息相关。


吴国盛，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科学史系系主任、清华科学博物馆馆长。

15岁时，吴国盛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进入研究生阶段以后，他选择了哲学系自然辨证法专业，跟随黄耀枢攻读科学哲学。1990年前后，吴国盛翻译出版了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柯林伍德的《自然的观念》，之后又陆续出版了《自然本体化之误》《希腊空间概念》《时间的观念》等著作，《科学的历程》也创作于这一时期。2016年，他受聘于清华大学，开始组织创建科学史系，主攻西方科学技术史、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以及科学传播学与科学博物馆学等学术方向。

近日，吴国盛的新著《科学的故事·起源篇》，经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借此机会，新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从科学史这一话题生发开来，探讨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吴国盛认为：“大众对科学史的无知，容易助长对科学的诸多误解，产生对科学的盲目崇拜或盲目反对。”


《科学的故事·起源篇》，吴国盛著，果麦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



1


为什么是古希腊人创造了科学?

“科学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吴国盛认为，科学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普遍文化现象。技术是，但科学不是。那么在历史上，科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呢？

在《科学的故事》一书中，吴国盛详述了科学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希腊城邦文明被视为科学的诞生地。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科学在希腊城邦文明中诞生。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2世纪，在希腊化地区茁壮成长。托勒密埃及的首都亚历山大城，成了古代世界的科学中心。但这之后，征服了希腊人的罗马人，并没有传承希腊人的“科学”。“科学”在罗马受到冷落，逐渐式微。


雅典古希腊剧场遗址，希腊悲剧的诞生地。吴国盛摄。《科学的故事》插图。

吴国盛概括道，“纵观科学的历史，是一部在希腊诞生，在罗马边缘化，在中世纪被遗忘，在伊斯兰世界被继承，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被复兴和重建，在19世纪被力量化的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没有交集。”也就是说，直到19世纪以后，科学才得已向世界各地传播。

那为什么是古希腊人创造了科学呢？吴国盛指出，科学是自由的学问，而希腊城邦文明正好提供了自由学术的三大基本条件：摆脱了生存压力的闲暇、自由的言论空间、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心。其他地区，或多或少缺少这三个条件。“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技术传统，但科学只独独地出现在古代希腊。在古希腊之前，两河文明、埃及文明都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金属冶炼、文字、城市、高大的神庙和陵墓、精细的手工业、知识分子阶层，都十分发达；在古希腊同时或稍晚后，地球上又出现了更多辉煌灿烂的文明，也积累了各式各样的神圣知识和实用知识。但是，科学，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希腊的产物，而且在希腊文明式微之后，科学的火种也时断时续、奄奄一息。正是对希腊科学的复兴，才产生了现代科学。”


雅典卫城。吴国盛摄。《科学的故事》插图。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了知识三个阶段和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经验”，这种经验知识属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第二种是“技艺”，也就是“知其所以然”的知识；第三种是“科学”，也是最高级的知识。科学与技艺的区别在于，技艺有功利目的、服务于日常生活的需要，而科学没有功利目的，只是单纯为着知识本身。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从没有在希腊之前的古老文明中出现过，也没有在受希腊文明影响的世界之外出现过。在这里，吴国盛认为，“中国人最大的误解就是科学、技术不分，以技术代替科学，以功利的态度看待科学。”



2


在博物学意义上，
中国古代有独特且强大的科学传统

科学（Science）是一个日译名词。按照我们现有的概念，科学是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知识系统，是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但这似乎并不能解释我们对科学的所有困惑。到底什么是科学呢？在2016年出版的《什么是科学》一书中，吴国盛用六个章节的内容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本书中，吴国盛首先强调了科学这一概念在中国的两种基本用法：一种用法是指某种社会事业，指一个人群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就是科学家或科研工作者所从事的科学技术事业；第二种用法是指某种价值判断，我们常说的这样做不科学，就代表着这样做不对，不正确，也就是说，科学是正确的、合理的、高级的、先进的、好的东西。

吴国盛认为，中国人对科学概念有两种误区：要么将科学等同于技术，等同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工具；要么将科学看作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智力成就。但事实上，科学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是19世纪以后的现象，“科学根源于希腊人对于自由人性的追求，因而是一种十分罕见的文化现象。”

需要注意的是，将科学等同于科技，并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吴国盛说，中国人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是从19世纪才真正开始的，这个特殊的时机，恰好也是科学进入了技术化、分科化、职业化、力量化的新阶段。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有科学，彼此难解难分。

吴国盛表示，近代科学是希腊理性科学与基督教唯名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数学加实验”的科学方法。而现代科学起源于希腊科学的复兴，以及基督教内在的思想运动，对力量的追求、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是现代科学的主导动机。在数理实验科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并无科学。在博物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独特且强大的科学传统。吴国盛曾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就科学而言，中国传统的优长之处不在数理科学，而在技术和博物学。”

历史上，世界科学中心有过数次大转移，分别是雅典、亚历山大、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美国。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转移发生在二战时期，世界科学中心从德国转移到美国。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示意图 :雅典至亚历山大，意大利至英国，英国至法国，法国至德国，德国至美国。《科学的故事》插图。



3


从“科学家的科学史”
到“科学史家的科学史”

那么，什么是科学史呢？简而言之，科学史就是科学的历史。

吴国盛提出了一阶科学史和二阶科学史的概念。和历史一样，科学史有着两个层次的意思，第一层次指对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诉说；第二层次指对这种诉说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观念进行反思和解释。他强调，一阶科学史和二阶科学史有着密切的关联。二阶科学史也被称为“科学史学”或者“科学编史学”。想要回答什么是科学史这一问题，就需要了解过去一百多年来的科学史实践。

通史（综合史）与分科史（学科史），辉格史与反辉格史，所体现的都是不同科学史写作者的历史观。吴国盛说，近代科学本质上是分科的学问，因此科学史一开始都是分科史。

科学史学科之父乔治·萨顿强调要做科学通史，从字面上看，科学史和科学通史一字之差，但为科学史增添了人文背景。眼下，吴国盛本人正在忙于撰写学术版的《科学通史》，自然也是希望弥补此方面的缺憾。萨顿在《科学的历史研究》中说，“科学史远胜于所有各种专门学科历史的并列，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说明所有科学之间的联系，它们彼此合作的成果、它们的共同目标和方法。”而在辉格史与反辉格史中，职业科学史家为了伸张自己学科的自主性，一致持有反辉格史的立场。

中国的科技史学科与国际同行一样，也经历过由“科学家的科学史”向“科学史家的科学史”转变的过程，而科学家主导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带有明显的理科色彩。


《科学的历史研究》，[美] 乔治·萨顿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4


在日常语言中，
“科学”特别容易被说成“科技”

新京报：从1996年《科学的历程》首次出版，到这次《科学的故事》出版，已有近25年的时间。这其中你个人对科学和科学史的认知有发生一些变化吗？为什么最新一部作品会想要重新回到科学刚开始的地方讲起？

吴国盛：中国人对科学的传统看法，一是科学与技术不分，二是科学代表着人类社会积极和进步的力量，三是对科学成就保持着惊奇和赞叹。我的《科学的历程》差不多也有这些倾向。实际上，对于一个专业的科学史家，他需要明确意识到科学与技术的区分和联系，需要有意识地拒绝简单的历史进步观，需要更多地了解科学成就背后的多种因素，而不是单纯的赞美。《科学的故事》有更多的专业眼光。作为一部历史书，从开端讲起是很自然的。

《科学的故事》是一个系列，第一本是“起源篇”，主要讲希腊科学的起源。希腊文明离中国很远，为国人所不熟悉，但却是“理解科学”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新京报：研究科学史的意义是什么？扩大科学史的社会影响有哪些现实意义？

吴国盛：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学习科学主要是学习如何“做科学”，而忽视了如何“理解科学”。科学史学科的作用就是弥补这一空白。由于缺乏对科学深入的理解，我们的科学教育、科技政策的制定、科学家的研究活动，都有可能失之狭隘、陷入误区、创新乏力、不能持久。大众对科学史的无知，也容易助长对科学的诸多误解，产生对科学的盲目崇拜或盲目反对，这是科学史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桑西于1510～1511年创作的壁画《雅典学院》。

新京报：在《科学的故事》的前言中，你提到中国人在“理解科学”方面缺课甚多，也因此付出了很多代价。我们应该厘清哪些概念？

吴国盛：正像书中所说，中国人最大的误解就是科学和技术不分，以技术代替科学，以功利的态度看待科学。这种误解的原因，一是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传统缺乏“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粹科学精神；二是近代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才学习西方科学，加强了这种误解。

今天应该重新把“理解科学”这一课补上，消除这个顽固的误解。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等学科将有助于这个“理解科学”的事业。我们中国人默认的科学观的核心，就是“科学”与“技术”不分。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语言中，“科学”特别容易说成“科技”，可是“科技”二字深究起来，更多的是指“技术”，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简称。这说明，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是将“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

新京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创系已有三年多的时间，在创系之前，也有人提议叫科技史系，但你坚持了科学史系的命名。

吴国盛：在现代汉语的使用习惯里，“科技”通常就意味着“技术”，但“科学”却可能包含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现代技术），比如中科院就有“技术科学学部”。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科学与技术基本上没有关系，当然，任何科学的发展总是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即使是最纯粹的科学，也需要文字记录技术，说它们基本上没有关系是说，技术并不决定科学的发展，科学也不决定技术的发展。直到19世纪，这种彼此不相干的状态才被彻底打破（当然这种打破也有一个过程），科学与技术处在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虽然这样说，但它们之间的相对区分还是存在的，不然的话，也没办法说它们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现在的科学和技术形成了一个连续谱，一端是纯科学，一端是纯技术，在广阔的中间地带彼此难分。

新京报：那么，到底什么是科学史？了解和研究传统科学对现代科学有哪些价值？你曾经提到科学史为通识教育而生？

吴国盛：科学史就是科学的历史，门类众多。上面讲到几种划分方式，还可以从研究方法进行划分，比如有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史、科学编年史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科学史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现代科学服务，它有自己的内在目标，当然它有外部效应，比如帮助科学教育、科学传播、科技政策制定，但对现代科学本身则价值较小。

说“科学史为通识教育而生”，主要是指它对科学教育的积极意义。阅读经典是通识教育常用的方法，阅读科学经典是在通识教育中加入科学内容的最好方法。


《科学史笔记》，吴国盛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



5


中国科技史学科的转变
是由理学向史学转变

新京报：你特别提到，“中国科技史学科的转变是由理学向史学转变”，被纳入人文学科会对它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科学史和科技史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在一些地方（特别是提到国内时）会习惯用科技史的表述呢？

吴国盛：科学史学科发展中有一个从“科学家的科学史”到“科学史家的科学史”的转变过程。一开始是由著名科学家来主导，慢慢过渡到科学史家自己主导。中国的科技史学科被归为理学门类，反映的是“科学家主导的科学史”，而科学史家主导的科学史通常是史学。由理学向史学转变，反映是科学史学科的成熟和独立。在学术界，科技史指的是科学史、技术史、农学史、医学史的简称。

纳入人文学科，从学术管理角度就比较顺，学术资源的分配就比较合理。现在科技史虽然属于理学门类，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里并没有专门为科技史切下一块来，相反，许多科学史工作者更多地从社会科学基金申请课题，但社科基金同样没有为科技史设立专项，学者们只能通过哲学中的科技哲学和史学中的专门史来申请课题。如果科技史正式由理学转入史学门下，社科基金就可以为科技史专门设置课题指南。

新京报：你曾经就读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后来又转入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攻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你认为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什么促使你从科学转向了哲学和科学史的研究呢？

吴国盛：在现代学科分化的条件下，哲学和科学完全可以不发生关系；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哲学是万学之祖，现代哲学仍然扮演着促进“统一知识”的角色。那些不满于现代知识体系过分分科、喜欢追求知识统一性的人，就容易倾向于哲学。我大概属于这种情况。



新京报：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你提到从竺可桢、钱临照开始，我国科学史研究最早是由声名卓著的科学家主导的“科学家的科学史”，往往是专科史，是辉格史，服务于理科教育的目标。研究队伍逐步向高校转变，对于科学史的发展有哪些好处？

吴国盛：我在《科学史笔记》中讲过，中国的科技史学科与国际同行一样，也经历过由“科学家的科学史”向“科学史家的科学史”转变的过程。早期都是一些著名科学家在做中国古代科技史，比如竺可桢的中国古代气象史，钱临照的墨经中的物理学史，梁思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刘仙洲的中国古代机械史，柯俊的中国古代冶金史，席泽宗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史。大约从2000年前后，新一代拥有科技史博士学位的科学史家登上历史舞台，完成了这种转变。中国科技史学会的历任理事长也是一个标志，头几任理事长从钱临照、柯俊、卢嘉锡、席泽宗到路甬祥都是科学家，从2004年第7届理事会开始，理事长就都是职业科学史家了。

中国科技史学科转变还有一个维度就是由理学向史学转变。在理学阶段，这个学科的发展主力都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高校的理科院系中只有零星的从业者，而且大都被边缘化。在高校发展的主要标志是在人文学院下面成立科技史相关的系、所、中心，也就是认可科技史是一门史学学科（尽管在国务院学科目录里，科技史仍然是理学学科，这是历史惯性），是一门人文学科。

高校力量大、人员多，而且天然地有持续不断的新鲜血液输入，是任何一个学科发展的天然沃土。像中国科学院很长时间因为没有自己的本科生，研究生质量持续下降，不得已自己亲自办大学，虽然“中国科学院大学”名字听起来挺奇怪，但也说明了，高校才是任何一个学科的真正生长点。更不要说，科学史学科是一个文理综合学科，只有在高校才会有这样的文理综合训练。


《哥白尼革命: 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托马斯·库恩著，吴国盛、张东林、李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新京报：科学史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如何？ 

吴国盛：科学史现在是一个独立而又庞大的学科，说独立是指科学史的研究人员不再是退休科学家的业余爱好，而是拥有科学史博士学位的专业科学史家；说庞大是指从业人员众多，研究领域辽阔，包括有学科史（如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等）、国别史（如美国科学史、中国科学史）、断代史（如中世纪科学史、19世纪科学史）、专题史（如科学革命、科学与宗教、启蒙运动与科学）。

西方科学史界主要的成果体现在科学革命领域，从科学史学科发展的开始，16、17世纪科学革命就成了最有才华的科学史家的用武之地，产出了许多经典著作，比如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库恩的《哥白尼革命》、默顿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夏平的《利维坦与空气泵》。

我自己目前在撰写一部科学通史，用做本科生的教材，也是我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国内目前类似的著作，通常不是专业科学史家写的，往往忽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科学史界的最新研究进展，重复的是1950年代的看法。科学通史教学，需要一部吸纳了国际科学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新教材。



6


把中医和现代科学绑在一起，
是现代科学霸权思想的体现

新京报：你在前面提到，高校才是任何一个学科的真正生长点，而且只有在高校才会有这样的文理综合训练。现在国内科学史专业的学科建设情况和发展情况如何？国外呢？

吴国盛：科技史在我国的学科目录里属于理学一级学科，但这个学科目前很弱小，目前全国只有12家博士点，16家硕士点，共28个学位点，更重要的是，在著名的综合大学里，缺少科技史学科。比如C9联盟高校里，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均没有科技史学科点，其中浙江大学本来有硕士点，但后来又自己取消了。

国际上，通常越是综合大学、越是名校，就越有可能设置科技史学科点。美国目前有50多个科技史的研究生计划，相当于我们的学科点，是我们的一倍。我的建议当然是希望大学校长们，特别是综合大学的校长们充分认识到科技史学科的重要性，大力发展这个过于边缘化的学科。

新京报：科学史学科之父乔治·萨顿强调要做科学通史，从字面上看，科学史和科学通史一字之差，但为科学史增添了人文背景，我注意到现在清华大学的科学史系也属于人文学院。不同的学科背景对研究科学史会带来哪些不同影响？

吴国盛：目前的科技史学科自身内部差异很大，有些完全就是理科，在实验室里搞分析，比如有些做科技考古的同行；有些注重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注解，很像是正统的历史学家；还有些偏重概念分析，接近哲学家。我自己做科学思想史，属于最后这一种。


《现代科学史》彼得·J.鲍勒、伊万·R.莫鲁斯著，朱玉、曹月译，纸间悦动|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年6月

新京报：你在《科学的故事》一书中分别谈及了现代科学与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的关系，比如你提到，整个近代科学，都是建立在柏拉图主义的数学化道路上。其他学科呢，比如博物学与科学的关系？你称希腊数理天文学是古代科学的范本。既然所有文明都有自己的天文学传统，为何只有希腊人把天文学发展成为科学？

吴国盛：20世纪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有一句名言：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就是对于柏拉图的注释史，柏拉图对西方思想的影响就相当于孔子对于中国思想的影响。因此，柏拉图重视数学，当然就奠定了数学在西方思想中的崇高地位。

自希腊以来的西方自然知识，可以分成自然哲学和自然志（博物学）两大传统，其中前者占支配地位，文艺复兴之前，自然志只被看成是一种低阶的自然知识，最多是自然哲学的准备阶段。在自然哲学中，有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两大传统，柏拉图是重视数学的，亚里士多德不重视。文艺复兴以来，一方面是柏拉图传统占用了亚里士多德传统，另一方面自然志传统地位上升。粗略地说，现代科学是柏拉图主义自然哲学与自然志传统（还有新兴的实验传统）的某种结合。

天文学不等于科学，正如算术不等于数学、机械不等于力学。中国的天文学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占星术。希腊人一定要将天象纳入一个永恒不变的模式之中，导致了科学的天文学。我们中国人并不相信可以这样处理天象。为什么只有希腊人如此想？这个不好说，不然为什么我们会说“希腊奇迹”。



新京报：现代医学也是现代科学的一部分。但在网上流传的三大“友尽”话题里，中医正是其中之一。一些观点认为，中医是一场骗局，而理由正是认为中医不符合科学。应该如何理解中医和现代科学的关系？如何理解你所说的，“‘科学’术语的广义化，是现代占支配地位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从表面看，把各个文明中形形色色与自然打交道的知识都称为科学，是一种宽宏大量，其实是一种深刻的霸权思想。”

吴国盛：中医和现代科学从历史上看，当然是毫无关系。非要把中医和现代科学绑在一起说，这就是现代科学的霸权思想。中医只能通过现代科学才能获得合法性地位，这表明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我们都知道艺术并不宣称自己是科学才能活下去，为什么中医一定要说自己是科学呢？

新京报：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科学，或者说抱有什么样的科学观？近年来有观点认为，一些人过分迷信科学，让原本与宗教对立的科学，从某种形式上也成为一种宗教。

吴国盛：科学主义不等同于科学，也不符合科学精神。伟大的科学家都深知科学的局限，因此都是反科学主义者。爱因斯坦说过：“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